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开设一门本科课程，名为“历史的恐怖”（The Terror of History
)，一如本书标题所示。这门课程考察了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欧洲神秘主义、异端邪说、魔法与巫术的发展。选我的课程的人通常很多，但参加我的同主题讲座的人则更多。我一直以为学生们之所以蜂拥而至聆听这门课，是因为它讨论的主题“离经叛道”。然而，年复一年，众多的学生热切地选修着这门课，其动因却并不限于课程的神秘或“魔幻”的一面，他们多数是来寻找关于存在性恐惧的答案，寻求理解并应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严酷，这让我深受触动。我们可以争辩说，大学生通常出身富庶且太年轻，很少能理解由历史事件和生存性问题引发的恐惧与焦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唯物质论的冷漠时代，精神关切在追逐商品、职业或好工作面前常常变得黯然失色。通常人们反思法律是什么或者是为了什么而选择了法学院，在大多数时候胜过了反思生活。出乎意料的是，很多学生不仅认真听了这门课程，他们还到我的办公室，带着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处位置的内心的疑惑，以通常只有青年人才能做到的诚实，讲述着他们的恐惧和不确定，质疑着他们的信仰或信仰的缺失。这甚至更加让人有所感触，因为我自己（采用）的方法是高度存疑，假定种种神秘主义的体验与巫术信仰都是逃避历史的形式，或者，在低年级本科课程的严格的功能主义模式下，它们是上层阶级进行统治或以信仰、迫害来逐步实现其目标并增强权力的一种方式。从某些方面讲，本书是一种诚实的尝试，它试图回答我在多年的教书过程中学生提出的疑问，并提供一些解释，以摆脱（并力图戳穿）诸多当前流行于公众读者中的、虚构的或自助式的描述。在最近的二十余年，这样的书，无论是盛行一时的玄学研究——依照丹·布朗(Dan Brown）的模式对各种神秘事件进行小说式重现，还是自助式的书籍，都对大众的想象产生了影响。本书同样是我本人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尝试：尽管教书和写作已有三十余年，但我仍然不确定它们的答案是什么，甚至更糟糕的是，我不确定它们是否有答案。这学期（2010年秋季学期），我讲授从“大爆炸”到公元500年的世界历史导读课程。与学生们一起阅读包括
《吉尔伽美什史诗》、《阿维斯塔》（Avestas)、《佛陀生平》(Life of the
Buddha)、《梵歌》（Gita）等其他类似的书籍，我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不过，我也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对意义的无尽探求。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焦虑及对我们个人生活的焦虑，并不是容易伤春悲秋的一小群年轻学生独有的，也不是愤世嫉俗的老年学者特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有的人都容易受到这些压力的影响，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将自己隔离在历史的压力之外。毕竟，个人的悲剧、个人承受的压力以及更为广泛的历史现象几乎影响到所有人。人们日常关注家庭、工作及人际关系，还共同关注更为广泛的问题，如战争、国家政策、国际冲突和生态灾难等。在今天的世界，报纸和电视新闻上连续不断的报道、评论和小道消息，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残酷。任何一位阅读新闻或关注国际舞台的人，只要还算理智，他的“世界尚属正常，甚至还算理性”的信念就会发生动摇。有序的公民社会的另一面是伊拉克、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和其他地区的部族暴力，校园中肆无忌惮和无法解释的暴力事件，骇人听闻的自然灾难，政府近似于犯罪的懈怠，以及其他反复发生的同类事件。于是，在充满无尽的冲突的世界中，个人关注和集体关注交织在一起，并总会在两个层面——个人层面和更大的群体层面——引发恐惧和焦虑。这些恐惧并不新鲜，它们同新闻报道的数量的增多也未必有关。我们同我们的祖先及史前的人们一样，都有着这样的恐惧。在一个令人关注的题为“历史的恐怖”的篇章中——我覥颜从中借用了标题——向来谆谆善诱且富有感染力的米尔卡·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考察了早期智人对夜晚的敬畏，对太阳（能否）在每天早晨升起，春天（能否）重回人间的惴惴不安，以及我们对原子大屠杀的恐惧是怎样影响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的方式的。在半个多世纪前，当伊利亚德撰写
《宇宙与历史》一书时，这种恐惧最为真实。在借鉴伊利亚德的基础上，我认为：历史的不可预测——没完没了的周期性战争、压迫与罄竹难书的残暴行为等重负——塑造着我们个人的生活和集体的生活。很少人有着加缪的《局外人》的主角梅尔索特那样的勇气，或像他那样为生存而逆来顺受；也很少有人拥有梅尔索特的那种能力，仰望冷漠而浩瀚的宇宙，“初次向世界上令人痛心的冷漠敞开心扉”。大多数人试图逃避人类历史可怖的现实，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各类事件，期望得到比我们所拥有的更美好的事物（来生？赎罪生活？青史留名？）。最糟糕的是，多数人拒绝接受宇宙、世界、上帝（？）对我们的困境的无动于衷。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戈雅最令人不安的蚀刻版画之一《理性的沉睡催生恶魔》表现的是：—名博学的人伏案而睡，梦见了各种非理性的恶魔。长期以来，这一蚀刻版面是我讲述“历史的恐怖”这门课程时用来结尾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是本书的一个象征性图像。从西班牙语原文来看，标题可能有两种翻译。一是“理性的沉睡催生恶魔”，意思是：当我们不再理性（即理性沉睡）的时候，非理性的恶魔便浮现出来。在许多方面，对戈雅蚀刻版画的这一诠释更接近于西班牙文学的长期传统，它可追湖到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杰出的喜剧 《人生如梦》。该剧就现实的本性提出了诸多重要的问题，是对版画标题的另一种解读，我相信这更接近于戈雅的本意和我自己的理解，是理性之梦召唤出恶魔。我这样讲想说明什么呢？大部分的西方文明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持续的对话。理性似乎在古雅典、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时期，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欧洲，或“美好时代”占据统治地位，但始终受到非理性、宗教狂热和怪异信念等的影响。戈雅似乎完全正确。似乎我们越是拥抱理性，我们的梦想就越发的不理性。请允许我从并非最近的流行文化中引用一个例子，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科幻电影《禁忌星球》改编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它有力地描述了理性的阴暗面：一个基于理性生活的文明，它的梦想 [或者说它的本我，用电影剧本套用的伪弗洛伊德（pseudo-Freudian）术语来说]创造了恶魔，最终摧毁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历史上的例子同样很丰富。我们长期将古雅典看作西方理性的摇篮，然而，柏拉图，这位西方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哲人，撰写他的对话集的时候，酒神庆典和神秘的献祭——俄耳甫斯典礼、得墨忒尔崇拜及其他半神秘的仪式——在雅典大行其道；而且，雅典还备有“人牲”。如果城中的情况变得太过糟糕，他们会随时被用来献祭。对此，我们不应感到吃惊。柏拉图最优秀的著作写于斯巴达击败雅典后不久，并且是从亲斯巴达的视角写的。尽管雅典人是我们公认的民主和启蒙的典范，但他们毕竟曾对盟友施加过具有浓厚帝国主义性质的压迫和统治，而这些压迫和统治通常也不那么理智。他们还彻头彻尾地歧视女性，雅典社会的这一点遭到柏拉图最为严厉的批评。雅典的帝国主义，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也成为雅典帝国最终覆灭的原因之一。我们常常忘记，正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处死了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是柏拉图敬爱的老师，也几乎是他所有对话中的主角。政治自由并不必然带来理性的行为。科学革命改变了16、17世纪欧洲的思想，与它并驾齐驱的是宗教战争说不尽的残酷和猎巫狂热的野蛮。狂热地推动科学发展的人们同样坚信女巫的存在，并串通起来消灭她们；在世纪末西欧“美好时代”取得的璀璨夺目的成就中，理性而优美的艺术和建筑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帝国的剥削下出现的；维也纳取得了伟大的文化成就，但人们选举出了一位反对犹太人，且刻薄的市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无前例（对该时代而言）的杀戮和破坏中，文化成就毁于一旦；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技术取得了革命性突破，大学教育普及，但美国却有大量的人坚信：未日即将来临，拣选的少数人——当然，他们总是包括在其中——将经历极乐，并被直接引领到主的面前。甚至让人更为沮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2008年，在一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十位候选人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公开宣称他们不接受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与此同时，其中一些主要的候选人还主张，刑讯逼供是对付恐怖分子的“合理”方式。我们不应吹毛求疵。或许，毫无恐惧地过理性的生活是少见的，而我们所谓的理性和非理性生活共同组成了人类的生活。历史的恐怖始终困扰着我们，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秩序感，以及我们对秩序的渴求。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希望破灭。（选自《历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确定性》第一章“历史的恐怖”，商务印书馆2022年9月出版）